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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闫硕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通过16项具体措施，首次对医院法治工作体系进行总体部署。
长期以来，医保基金违规使用、医药购销领域廉政风险、医疗纠纷、患者信息泄露等问题，持续考验医疗机构内部治理能力。过往卫健领域法治文件多聚焦事发之后的处罚整改，风险防控被动滞后，部分县域医院、民营医院缺少专职法务，合规体系存在明显短板，很多法律隐患直至酿成案件才被发现。
本次出台的《意见》系统性提出预防性法治理念，通过全流程合规审核、院长年终述法、重大涉法事项报告等一系列硬性制度，推动法治要求深度嵌入医院运营、采购、诊疗、人事管理等各个环节，明确2027年基本建成医院法治工作体系、2030年法治工作体系更加完善的阶段性目标。
多位受访者表示，这份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明确坚守合规是保障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刚性底线，一场以合规为核心的管理变革正在医疗行业拉开帷幕，或将重塑国内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模式。
强调预防性法治理念
本次政策的一大突破在于确立预防性法治理念，也就是医疗治理领域的“治未病”思路，把风险防控关口前置，不等风险爆发再被动补救。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过去医院法治建设更多是出事之后再解决，好比医生只研究怎么治已病。这次不一样，要求医院像中医治未病那样，把法治工作嵌入到医院管理和服务的全过程，在相关文件出台之前就先过法律“体检”。
他进一步指出，核心逻辑是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具体的抓手一方面在于合规审核，文件、合同、制度出台前先过合规关；另一方面，各级各类医院要强化依法依规执业自查自纠，排查法律风险点。同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典型案例风险分析，持续激发医院内生合规动力。
在此基础上，本次出台的《意见》注重强化医院合规审核全流程管理，包括不同类型合同订立、执行、终止、违约处理及争议解决等各环节的法律风险防控。同时，对于主体复杂、风险高、事项敏感的协议，医院法治部门或法务人员要及早介入，防范合规风险。
“从文件确定的基本规则看，就是应审尽审。相关事项必须过法务人员或法治部门这道‘安检门’，未经合法合规性审核的不得提交议事决策会议审议。简单说，凡是涉及钱、权、人、责的决策，法务都得先过目。好比企业里合同不审不盖章、制度不审不发文，以后医院也是这样。”张晓欣说。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郑一瑾律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医院全流程合规建设，可规避医保基金违规使用风险、医药购销廉政犯罪风险、诊疗过错侵权赔偿风险和患者隐私信息泄露风险等多类高频法律风险。
现实中已经有不少反面教训。2024年曝出的江苏无锡虹桥医院骗保便是典型案例。该院内部合规管控全面失守，出现篡改病历、销毁财务凭证、虚构医疗服务等一系列违规行为，涉嫌欺诈骗保上千万元。最终，该院医保服务协议被解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被吊销，医院被处以巨额罚款，多名责任人被追责。
近段时间以来，国家医保局也多次发布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典型警示案例。日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某某医院药学部原主任张某坚特大受贿案备受关注。涉案人员十余年间利用药品准入、采购配额、配送商更换、回款审批等核心管理权收受巨额贿赂，总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超2500万元，暴露出医院药学管理岗位存在的廉政风险。
而《意见》的实施，将有效规避相关风险。
如何更好落地？
顶层文件搭建好了整体框架，但政策真正下沉落地，还需要直面一系列现实困境。
郑一瑾向记者指出，县域医院、民营医院的合规短板较为突出，现阶段主要执行堵点集中在人、财、考核三大层面。这些堵点包括：基层法治专业力量不足、合规制度不全、经费配置有限、执行标准模糊、考核覆盖不足，以及制度难以贴合本院实际。
“为实现政策的更好落地，应压实院方主体责任，通过联合购买法律服务、数智化培训等方式降低基层合规成本，同时将重大涉法事项报告制度与医保协议或等级评审挂钩，增强刚性约束。”郑一瑾说。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明确，公立医院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同时强化医院主要负责人年终述法。
张晓欣向记者指出，这项要求相当于给院长戴上了“法治紧箍咒”。改变有三层：第一，权责分配变了。院长不能只管医疗业务了，法治工作要纳入年度重点任务和议事议题，法治建设情况要进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依法履职要进领导干部述职内容。也就是说，医院法治合规建设成效，直接关系院长的履职考核与责任追究。
第二，决策逻辑变了。文件要求健全议事决策规则、明确重大决策事项范围。院长“拍板”前得先问法务意见，“一言堂”的空间被压缩了。
第三，合规氛围变了。医院领导班子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有助于形成以上率下的合规文化。合规不再是法务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全员主动合规。只有管理层持续压实责任，才能有效管控各岗位经营风险。
为强化组织实施，《意见》提出，各省份要结合实际，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法治意识，创新法律服务方式。同时，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等级医院评审、公立医疗机构绩效监测、医院巡查。重庆、宁波、长沙、银川等4个卫生健康法治重点城市，以及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是将企业界成熟的合规管理经验，结合医疗行业生命至上的特殊性进行了制度创新。当合规创造价值与治病救人成为并行的医疗行业治理底线时，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最坚实的法治保障。”张晓欣说。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